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三次重要的“立規矩”事件：一是1929年“九月來信”，為解決黨內爭論樹立了典范；二是1938年，針對黨內王明鬧獨立等問題，制定了《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三是1941年汲取皖南事變教訓，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這三個文件的制定與實施，對于我們黨的團結和統一、奪取革命最后勝利有著重要影響。
1929年，黨中央為了加強紅四軍的力量，派留蘇學生劉安恭等人到紅四軍工作。但是，劉安恭將蘇聯共產黨黨內斗爭那套做法搬到紅四軍這里，逐漸將爭論公開化。
之后，被免除軍委書記和政治部主任職務的劉安恭，不僅繼續堅持設立軍委的主張，還說紅四軍的黨分成兩派：一派是“擁護中央指示的”，一派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他堅持提出，通過建立“完全選舉制”及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更換等，來解決所謂糾紛。這樣一來，紅四軍內部的爭論非但未能停止，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勢。
黨中央十分關心前委的情況，提議前敵委員會派人到中央報告情況。于是，陳毅前往上海。
8月13日，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相關問題。鑒于關系重大，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8月29日再舉行一個臨時會議，專門聽取陳毅的報告，再作研究。
陳毅做了多次口頭報告，以及近5萬字的書面報告。之后，根據周恩來的多次談話，陳毅起草《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這就是著名的“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確認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明確規定紅軍由前委指揮，并將黨代表改為政治委員，其職責是監督軍隊行政事務、鞏固政治領導、部署命令等；要求紅四軍維護朱、毛領導，明確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九月來信”對統一紅四軍前委領導和全軍思想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確立了黨內團結的規矩。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這次全會通過了《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等黨內規定，是中共黨史上一次“立規矩”的重要會議。
相關決定的通過，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解決黨內存在王明等鬧獨立的問題，要求必須保持黨內的統一。
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隨后到武漢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在長江局工作期間，在處理國共關系、估計抗戰形勢、如何保衛武漢等問題上與毛澤東、張聞天等有不同意見，還表現出對黨中央的不尊重，甚至試圖鬧獨立。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論持久戰》的講演。7月上旬，黨中央致電長江局，要求長江局在《新華日報》上刊登《論持久戰》，可王明等人借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隨后，黨中央再次致電長江局，要求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人仍不同意。
王明甚至公然提議停止黨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刊行，而改在武漢印刷制版；未經黨中央同意，他還以個人名義將1938年2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總結公開發表，等等。
針對以上種種情況，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強調，每個共產黨員應該愛護黨和黨的團結統一，認真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使黨及其各級領導機關達到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統一到如同一個人的程度。
《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明確提出，各中央委員不得在中央委員會以外對任何人發表與中央委員會決定相違反的意見，亦不得有任何相違反的行動；各政治局委員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個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義或全黨名義發表對內對外的言論文件。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后，在中國共產黨的堅決斗爭及國際國內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終于在這年3月走向緩和。
外部壓力變小之際，正是總結皖南事變教訓之時。1941年3月1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鄭重提出，要寫一篇關于增強黨性的文章。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題會議，討論增強黨性、反對獨立主義問題。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這是黨史上第一個以增強黨性為主題的中央決定，指出“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干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于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廣大黨員干部紛紛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糾正自身或他人身上存在的各種非黨性傾向。以此為契機，立規矩、強紀律的意識在黨內逐漸深入人心。